历史上既有宗教哲学，也有非宗教哲学，情况不同。

这种神圣感实际上赋予人以更加现实的使命感，这就是热爱和保护大自然，热爱和保护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。这类问题只是顺便说说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）。

但是从《易传》各篇的论述来看，答案是明确的。可见，《易传》讲存在哲学，是有道德意义的，是要追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当然不只是创造出纯客观的自然哲学，而是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命哲学。从人的方面说，就是性命之德、仁义礼正之德。德不仅是个人的德性，而且要施之于万物，如同自然界的雨露一样，使万物得到它的润泽。

后来的中国哲学如玄学、佛学与宋明理学，有本体论之说，特别是宋明理学，提出一个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，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最后根源，但这所谓本体，同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（即实体）是不同的，这种不同与《易传》哲学是直接有关的（理学家们都以《易传》为其理论来源与基础），而《易传》哲学虽然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以及太极生两仪之说，但就其理论意义而言，则是讲生命过程的，是讲人在自然界的生生不已的过程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，应起何种作用。天地能生物，所生之物便有性命，便足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，这正是由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。社会结构的不健全反过来能够压制人的内在潜力的发挥，甚至扭曲人性。

中国文化启示于今人的，恰恰是在这个方面。我以为，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即在于此。所谓外王之学，则有根本性的转型。它追求真、善、美的统一，也是建立在内在心灵的完整性这一基础之上的。

更有甚者，则认为中国文化是巫术一类东西（如尼采、布留尔等人）。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德性文化，就是中国原型文化的基本涵义，它具有个体性特征。

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，理性的权威大显身手，接着而来的是科学技术、工具理性的飞速发展，甚至主宰了一切，结果是出现了人的异化。这不是说二者没有联系，只是说有内外层次之别。但是，如果进行消解之后重新加以整合，以开放的心胸吸收西方智性文化以及合理的感性主义，那么，中国的德性文化不仅是一种价值资源，而且能变成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文化之所以重视情感，是因为它自觉地意识到，情感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，也是人的内在需要，人而无情，不可以为人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这种情况有所改变，但思维定势的转变毕竟是困难的。它需要客观的行为法则，需要游戏规则，一句话，需要客观理性精神及其架构理论（比如西方的契约论），包括法治、民主建设，等等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那就是这种看法只着眼于中国文化的一个层面，而且是与封建官僚机构相结合的一面，或被统治者所利用的一面。人既是社会主体、历史主体，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。

[1] 马克斯·韦伯：《儒教与道教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77页。就后者而言，要获得人自身的存在真理，就不能把人作为对象去认识，不能当成一物去对待，而是需要生命体验与整体直觉。

社会是人际间的交往关系，或主体间的交往关系（包括社会伦理关系）方面的问题，从这方面看，社会又是一个客体，不是内在信念的问题。它可能意味着新哲学、新文化的出现，而且根据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和速度，为时可能不会太晚。

同时使传统的德性文化向世俗化发展，而又不放弃终极价值的追求。二是消解内圣外王的整体结构，开发内圣之学的现代意义，重新解决所谓外王的问题，其中包括德治与民主建设。人作为主体，可从不同层面去分析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现代性的问题，正在引起各种各样的讨论，但就目前情形而论，人们普遍关心社会经济政治层面的问题，探讨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的转型、改革和发展有何意义。至于既无德性又无智性，而只有受物欲驱使的人，就更难指望实现现代化了。现在西方又在讲复归，情感伦理向德性伦理的复归，就是明显的一例。

这种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而言，是否缺乏内在动力呢？这的确是一个问题。这种乐观主义的德性文化，由于缺乏外在性的支持，在社会转型期失去必要的适应能力是可以想见的。

总之，人既不是如同西方传统文化所说，是理性的动物，也不是如人本主义所说，是自身存在的主体，即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主体。人虽不是理性的异化，却变成社会伦理的异化，政治的异化。

这里有层次之分、内外之别。按照这样的理解，人虽是社会的人、政治的人，但不是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人，而是作为社会政治工具的人。

有趣的是，这种看法首先并不是由中国人自己提出的，而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。当然，要解决人的问题，首先要解决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，但是，要解决现代化问题，首先是人的现代化，这就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必要的消解。中国文化显然缺乏这方面的精神资源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，它更重视内在心灵的情感方面，而不是客观认识方面，这就显出了它的特点和缺点。

这样的东西，不是别的，正是人的问题，人的内在心灵与终极价值的问题。* 原载《亚文——东亚文化与21世纪》第1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，第297-313页。

在这里，情和理是不能分开的，但又不是西方式的理性。但是在纯粹属于个人的私情、隐私和爱情等方面，中国文化缺乏必要的理论保证，而是强调情感的理性化、宗教化方面。

至于五常，则要作具体分析，并不都是外在的社会伦理，它还是一种内在的德性，社会伦理与内在德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，后者并不完全是俗世的或实用的，也不都是服从的，它既有超越层面的问题，又有独立人格的设计。这样一来，又回到前面的问题，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实现某种理想社会，而不是实现理想人生。

牟宗三先生讲智的直觉，确实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贡献，但直觉不只是智的直觉，其中还有情感体验与生活实践的问题，它也不仅仅是理性的，因为用理性二字很难说明直觉体验的全部特征。无论是法治、民主建设，还是社会正义的价值体系、社会利益集团的保障等等，都需要这种客观理性精神及其建构。这不仅因为缺乏价值理性的指导，而且掩盖了传统文化的深层义蕴。它不再是封闭的体系，而是开放体系，它所面对的不再是道家或佛家，而是整个世界，其核心主题仍然是人的问题。

当代新儒家也大讲内圣外王之学。比如马克斯·韦伯就认为，中国文化是实践理性主义的[1]，是一种社会伦理而非宗教伦理[2]，其目的是为了纯粹的实用[3]，等等。

这样看来，所谓完整的人、具体的人，其实并不完整，也并不具体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悲剧。

在社会政治层面上，有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之分，但在自身存在的意义上，只能是个体的人，这就是传统文化所说的为己与独。在这一方面，特别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，发展人的内在潜力，确立人的地位与人格尊严。